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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堂里的小楼上上个世纪初建造的,和祠堂里大部分的建筑物都不大一样,这楼是西洋风格的。这得益于俞氏先人的进步和财富,老俞家早先在小镇里就是个中翘楚,开当铺开米行开丝绸行卖南北货,所以才造得起这么气派的祠堂。后来俞氏一门的几个小木匠出身的后生坐着船去上海闯荡,这批小木匠在上海琴行里工作,手艺非凡,颇得英国佬的赞赏。
正如合格的士兵必须想当将军一样,一个合格的小伙计最大的理想必然是能自己当老板。小木匠不甘心做一辈子打工的,立志要当一个老板。手艺好,脑子活,从最基本的小零件开始做起,这一批小木匠就做出了上海琴行的一个招牌。
和这些西洋货外国佬相处多了,有了钱的小木匠在大上海的花花世界里开了眼界,就寻思着要送自己的儿女们出去见大世面。
中国的家长是保守的但也是开放的,是理智的也是顽固的。手头但凡有点钱都会考虑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教育,即便是路边的农夫也知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于是去欧洲的去欧洲,去东洋的去东洋。
俞氏一门的海外关系大致是在那一段时期奠定了基础。
等留洋回来的这批归来,带着新思想的年轻人们自然也不忘开创属于他们的事业。有了钱的中国人最喜欢妆点祖宗,培养后代。所以祠堂就成为了彰显成就的另一个制高点,这栋西洋小楼就是这一批年轻人的杰作。
这样的西洋小楼在小镇里本来有五六栋,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时候被炮弹炸毁了两栋,文革的时候又弄倒了两栋,所剩下的也就只有祠堂里这一栋和镇西一个教堂。
祠堂里这栋是俞氏一族保护下来的,教堂那会子被改造成工人运动中心,所以也得以保存。虽然是保存下来了,但也破破烂烂跟鬼屋似的,不能住人。
后来改革开放了,俞氏一门又开始到处捣腾做生意,有了点钱的老俞家就修缮了祠堂,这小楼这才算活过来了。
到九十年代的时候,老俞家在抗战解放战争乃至文革时期逃亡海外的后人们眼看着国内政策确实开放了,这都一一的归来省亲。
祠堂就这样再次繁荣了起来。
楚人美的母亲俞小凡一家是在抗战的时候离开的,外公俞正南就是当年的留洋派。俞正南去了东洋,取了个日本老婆回来,也带回了樱花,就种在老俞家的山里。
俞小凡从小就听自己这个日本妈妈讲樱花如何如何,日本如何如何。
后来抗战了,俞正南一开始也是蛮有爱国热情的,捐钱捐物支持抗战。但这个理想主义者没料到抗战会如此艰苦,代价如此惨重。眼看着国家在炮火中哀鸣,他理想中的美好家园被毁灭了。后来日军占领了大部分地区,俞正南觉得形势不好就贱卖了家产,带着老婆孩子远渡重洋逃难去了。
老俞家在唐人街也算混的不错,毕竟俞正南的有着卓越的经商血统。但漂泊在外的浮萍总是想念故土的繁荣。所欲对于俞小凡来说,她从小是听着父亲讲述老家的荣耀,母亲讲述故国的美丽,双重映像下长大的。
最终,这位在幼年中离开故土,对故土印象已经模糊了的女人把这些都传给了唯一的儿子楚人美。
在寂寞的闺房里,失去了男人宠爱的女人向孩子讲述那些曾经的荣耀。
外公家的家产许多许多,当年镇子里一整条街都是老俞家的产业,南北货,绸缎锦绣,米行,当铺,应有竟有。老俞家的祠堂那么大,四进的大屋。因为祖上有人考了功名,所以老俞家的牌坊门楼可以雕刻神兽,这是祖宗的荣耀。
还有那美丽的樱花,风华正茂的少年远渡重洋在樱花树下遇见了羞涩的异国少女,两个相爱的人结合了。再后来,国仇家恨少女变成了少妇,这个柔弱但坚强的女人最终抛弃了自己的祖国站在了男人身边,跟着他一起抗战。后来的后来,一家人就远渡重洋来到了这里。
每每说到这里的时候,俞小凡就要叹息。
遥想起当年,她是老俞家的大小姐。据说当年光是伺候他们一家就是二十多个丫头十多个长工。她这个大小姐一人有一个小院,梳头的穿衣的扫地的烧饭的,里外丫头就有四个,还有一个奶妈和老妈子。伺候大哥的更多一个长工。
在大多数中国人还只顾温饱的时候,她和她的哥哥就已经喝牛奶吃蛋糕。父亲俞正南还会带他们坐车去大城市里吃西餐,咖啡的香味,布丁的柔软,都深深印刻在记忆之中。
那是何等富贵的生活呀。
现如今可不必上。
年幼的孩子匍匐在母亲的膝头,听她讲述这些过去的美好,心里总是向往的。
母亲是楚人美心底最柔软的一部分。
至于父亲那部分,除了金钱权利罪恶暴力,就再无其他。
老楚家和老俞家不同,老楚家是剥皮赤户,穷到只剩一条裤子的臭劳工。当年淘金热,蹲在臭烘烘的船舱底下过来的一条野狗。
野狗靠着吃人一路长成了藏獒,雄霸一方。有了钱的老楚家自然会想要妆点门面,所以老楚家第二代传人就盯上了老俞家这位柔弱的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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